人的觉醒 · 宝玉形象深刻的文化意义

宝玉形象深刻的文化意义 

崔嘉琪

贾宝玉是《红楼梦》一大关节人物,对这一形象该如何认识众说纷纭,作者用繁复的笔法来展现贾宝玉其人,因此很难对这一人物下一定论,必定从多角度来探照才不致失去其形象本身的丰富内涵。本文将从形、神、意三个维度来试阐明贾宝玉其人、其情、其心,探究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中的价值所在。

一、浑沌的形象:

贾宝玉是一个浑沌的形象,从历时性来看这一形象本身存在着变化和发展;从共时性来看,在同一时期这一形象内部混合了多重矛盾与对立。

首先从性别特征来看,贾宝玉具有双性化的特点。《红楼梦》第三回宝玉出场时关于他的外貌衣着,作者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写。从着装来看,抹额在明清时期主要为妇女的一种装饰,大红箭袖、粉底小朝靴等服饰的颜色也偏向于女性化;其面容也似少女一般的娇好,神态流转多情。除此之外,宝玉有着爱红的毛病,喜欢赏玩妆奁等物,而且是大观园内除了林黛玉外第一爱流泪的人物。无论外表还是性格,贾宝玉都具有女性化的特征。

贾宝玉双性化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 第一,作者有意减小宝玉的年龄,使之始终处于儿童期到少年期的成长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人,其性特征往往不明显,也就无所谓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柔美,而呈现出一种纯真美好的孩子气。
  • 其次在于宝玉自我认知中的性别错位。作为男性,他厌恶自己的性别,所以他喜欢在内帏厮混,不愿与贾雨村之流打交道。而且他与女儿们交往时往往不是以男性自居,更似以同性朋友的身份来关心体贴女儿们,因此警幻仙姑称其为“闺阁良友”。
  • 第三,《红楼梦》中的男性往往充满了肉欲与世俗的气息,而女儿则是灵性与美的化身,贾宝玉在这一点上无疑更偏向于女性,作者有意让宝玉虽为男儿身却有着女儿的灵气,成为其所塑造的审美理想之一。

贾宝玉的浑沌形象之二表现在他既多情又最痴情。

宝玉的多情体现在他对世间所有女儿都有一份诚挚的爱,这是一份世所罕见的、超越了身份与阶层的爱。他对自己的丫鬟呵护至无以复加,从来不忍拿出做上的规矩来镇唬;对乡村人家的丫头,袭人两姨表妹这种小门小户才见过一面的女儿也引以为爱,念念不忘;乃至刘姥姥信口胡诌了一个少女的故事,宝玉也要深究到底、关心这位少女的命运如何,并且要为这位早亡的少女修庙塑像。宝玉一生的事业就是要体贴女儿们的喜怒哀乐、关心她们的情感命运,并且渴望着能把女儿从她们不幸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在这一点上,宝玉之多情与世之好淫者有本质的区别。

细读《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姑有关“意淫”的议论,则可知宝玉之多情与肉体的欲望无关,他对女儿们“尽心”不为在肉体上占有她们,而是希望和她们建立一种情感上的交流。而宝玉对一切女儿的多情并不代表他在爱情上不专情,随着宝玉的成长,他对自己的爱情也越来越笃定。虽然宝玉也曾为宝钗意动神摇,但当他发现宝钗也拿经济仕途的“混账话”来规劝他时,他断然弃钗择黛,并从此再未中途易辙。我们不能苛责宝玉将全部的身心都奉献给黛玉,处于他的阶层拥有妾婢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人很难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环境产生质疑。而在宝玉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他面临众多的选择和诱惑,甚至包括宝钗这位在当时最为典范的淑女时,他仍义无反顾地认准了黛玉。

贾宝玉浑沌形象之三体现在他既最“入世”又最“出世”。

称贾宝玉为最“入世”之人,是因为他对万事万物都有一份体察和敏感,以“入世”来评价贾宝玉并非说他积极地投入社会事务,恰恰相反,他生平最厌恶的就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视博取功名之人为国贼禄蠹。正因如此,他才是普天之下第一入世之人,因为他的心灵所进入的并非俗世,而是对地上一切自然的、美的事物投入最深沉的关心和情感,甚至达到忘却自我的地步。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中还有“出世”的一面。他对生之美好有着万分的热切,宝钗称之为“无事忙”,同时他对死也有着异样的渴望和想象,他说: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了。(19回)

贾宝玉的这番言论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所以在第19回他说的这番话还未说完,急的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的狠了。”在笔者看来,贾宝玉之所以有如此思想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他虽生在公门侯府却处处受拘束,而他的灵魂最向往的就是自由。在第47回,他对柳湘莲吐露心肠,说道:“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得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可见公门侯府的重重礼教犹如一个铁笼子锁住了贾宝玉渴望自由的灵魂,他的行动处处受人监视管制,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婆子丫鬟或是小厮跟着;不仅没有人身和财务上的自由,他对自己的人生大事也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明明厌恶科举功名可却不得不上私塾;他爱着林黛玉,可他的婚事由父母决定才是所谓的“天经地义”,甚至连向林黛玉吐露心事的自由也是不合礼法的。以致于他把对自由的渴望凝聚为对死亡的想象,所以要化灰化烟没有一点形迹、不受一丝拘束才好。

第二,贾宝玉对死亡的想象展现了他对美的终极追求。毫无功利的纯粹生活是一种审美式的生命状态,也是作者想赋予贾宝玉以及众女儿们的生命状态,于是就有了大观园这一理想的净土。其中大观园内结诗社就是对这种美的、诗意生活以集中的展现。然而宝玉不仅希望生活能够艺术化、审美化,同时对死亡也有着诗意想象。常人对于死亡往往是恐惧的,而宝玉则不讳言死,他认为死亡应该是轻盈的、唯美的,而不是沉重的(文死谏、武死战),为了世间的功名利禄而死,他把美作为自己的终极归宿。

以上从外貌到性格,从情感到思想对贾宝玉这一形象做了一个大致的剖析,若对贾宝玉的浑沌形象进行总结则离不开开卷第二回贾雨村对贾宝玉的一番评价,称他为秉正邪二气而生的人物,同时将贾宝玉与许由、嵇康、陈后主、倪云林、卓文君等人并举。这类人的身份无论是隐者名士、诗人画家还是皇帝乃至名妓,都以追求艺术、或艺术化的生命而闻名于世,贾宝玉和这类人的共通之处就在于此。理解贾宝玉,无法用善恶的价值判断来衡量他,更不能加诸过多政治化意味于其身,只能用审美的心境来体贴他、观照他。

作者塑造贾宝玉这一形象所超出以上这些历史人物的丰富之处在于贾宝玉更接近于生命萌出之时的浑沌状态,他有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贾宝玉天生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毫无半点追求之心,除此以外,他也没有常人常有的嫉妒、怨恨、复仇之心。尽管每次和众姐妹作诗他都压尾,却从未有过嫉妒不满反倒说:“我的那首原不好了,这评的最公。”就连贾环故意烫伤他,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怨恨,反倒替贾环遮掩说是自己烫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种种行为纯粹发乎天性并不是出于后天的学习或者修养,所以称其为自然的浑沌状态。正如《庄子·应帝王》篇“浑沌之死”的寓言,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想让浑沌拥有凡人的七窍,贾府中几乎除了林黛玉外的所有人都想让贾宝玉“开窍”,能够拥有于世路好机变的“机心”,这让宝玉即使生活在大观园这一理想的净土中也时常感到生命窒息般的痛苦。

二、忏悔意识与自省精神:

脂砚斋称贾宝玉为“今古未有之一人”,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所塑造的处于生命萌初状态的第一人,更在于其独一无二的精神内核,即贾宝玉所特有的忏悔意识与自省精神。

贾宝玉的忏悔意识首先来源于与女儿的对照中,他常常感到自惭形秽,自称为“须眉浊物”、“蠢物”等等。他认为女儿是清净美好的化身,应该享有世上最尊贵的一切,而自己与女儿相比则是“浊物”不配享有荣华富贵。因此在第十九回宝玉回答袭人时说道:“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有不少人认为宝玉对众女儿、丫鬟的爱是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同情、怜悯和施舍,然而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在女儿面前是有罪的、卑下的,对女儿们则是敬重、体贴、尊重,所以甘心为诸丫鬟充役。

宝玉的忏悔意识还来源于他目睹到女儿们遭遇的不幸,而这不幸多是男人(包括他自己)和自己的家族造成的,宝玉身为不幸制造者中的一份子而感到深深地忏悔。他先是目睹了正当韶华的秦可卿溘然长逝,以至后来尤三姐自刎、尤二姐吞金,迎春受虐而死、晴雯被逐而死,都让他感到痛心疾首、难以释怀。尤其当他自己成为“凶手”时,他更是想尽办法来忏悔弥补自己的过错。第32回,宝玉因与金钏调笑,害得金钏投井而死,第35回写到宝玉见了金钏的妹妹玉钏,“便想到他姐姐金钏儿身上,又是伤心,又是惭愧”,玉钏不理他,他却虚心下气,一点性子也没有地问长问短。第43回,更是在金钏儿祭日特意换上素服,跑到郊外为金钏祭祀。凡此笔墨,均可看出其忏悔之情且深亦切。

不仅如此,他还代人忏悔,以实际行动来宽慰那些遭男人“荼毒”的女儿们,其中两处都写进了回目之中,其一是44回“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其二是62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宝玉认为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而薛蟠是个“霸王”,他们二人糟蹋了平儿、香菱两个清净洁白的女儿,宝玉为两个女儿的不幸命运感到悲痛并为能够在她们二人前尽心而喜出望外,令自己内心深藏的忏悔负罪之情有所缓解。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精神是“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宝玉的忏悔意识不仅局限于“闺阁之情”而是延伸到周围一切人身上。在44回,平儿受了贾琏夫妇的委屈后,贾宝玉替他们两个赔不是,平儿笑道:“与你什么相干?”宝玉笑道:“我们弟兄姊妹都一样。他们得罪了人,我替他们赔个不是也是应该的。”宝玉这种代人受过的忏悔意识可谓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异质因子,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救赎精神,但却并不相同,基督教的救赎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是他律的;而宝玉的自我牺牲精神乃是自发的、原生的。贾宝玉的忏悔意识不是源于道德的压力、礼教的规诫或是宗教的指引而是出于自省精神,自省精神让宝玉迥乎于贾府一众男子的虚伪、卑下、自命不凡,而具有真正的谦卑、宽容、平等待人等品质。

贾宝玉的自省、自看使他的心纤细而敏感,他从来不耽溺于物质享受,以致身处温柔富贵乡中却时常感到腻烦,心中仿佛若有所失。尤其当他唯一的寄托,和女儿们亲昵和睦的关系遭到破坏时,他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是深深的痛苦。原因就在于他的心不是被外物所占据的,而是被一情字占去了全部身心。

小说多次表现宝玉为情而迷惑,因情而觉悟。第28回,宝玉听到黛玉的葬花吟,立即联想到日后诸艳散尽,自己又安在哉?第58回,宝玉看到杏树已经“绿叶成荫子满枝”,就想到邢岫烟已择定了人家,又少了一个好女儿。贾宝玉所烦恼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美的消逝、生命的无常,而他也从这种种无常的体验之中有所参悟,促使其生命得以一步步觉醒。他的思考触及到了“存在”的深度,敏感地觉察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要走向死亡或正在走向死亡,使他的内心深处涌动着迷茫、痛苦和不安,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生活或是走向宗教去寻求解脱,而是更加热切地投入到祛除了名利浮华,以情为全部意义的审美式的生活。

贾宝玉的自省除了使他感受到生命本身的种种无可奈何之外,还使他在贾府其他人还在安富尊荣之时就觉察到了无常的到来,鲁迅曾说:“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唯宝玉而已。”他虽然预感到了悲剧的发生,却无法将众人尤其是众女儿从悲剧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晴雯、迎春、司棋乃至黛玉等人香消玉殒,他的忏悔之情也随之与日俱增,因为他“梦醒了,却发现无路可走”,注定了“有才无力补苍天”的悲剧结局。

三、小结: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这与它塑造了贾宝玉这一前所未有形象不无关系。李泽厚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时期,“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1. 贾宝玉这一形象可看作“人的觉醒”在千年之后遥远的回响,在封建统治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一切带有个人色彩的思想都被极度地抹杀,作为精神主体的“人”彻底地消失了,整个社会陷入表面繁华实则缺乏活力与激情的沉沉死气之中。贾府作为整个时代的缩影,生活在其间的贾宝玉朦胧地意识到通过读书举业来对这早已衰朽的家族和社会进行补救是注定徒劳无功的,他“以其不同于传统的以建功立业为内核的人生价值观的新价值观而冲突和对立于传统;以不同于‘三纲五常’的新的人际关系准则而对立和冲突于‘三纲五常’。尽管这些新的价值观念是模糊而不明确的,但仍有它自己的鲜明轮廓。”
  2. 在笔者看来,贾宝玉这一形象背后所凝聚的新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无目的的、超功利的、艺术化、心灵式的存在方式,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新的“人的觉醒”。如果说魏晋时期,品评人的标准由才情、气质、格调、风貌代替了汉儒的道德、操守、气节,由伦理转向了审美,但仍需要这种内在美以一定的外在姿态被展现出来;发展到了贾宝玉这里,品评人的标准更不再是身份地位、道德操守、品貌才学,美也并不需要故作姿态,而是以情的方式自然地流露、自然地发生,摆脱了一切外在的束缚回归到了生命本身。曹雪芹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为这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一套体系或提出某种概念,而在于他以写实的手法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着至真至美心灵的贾宝玉在现实生活所经历的种种遭遇、所面临的种种可能,然而在《红楼梦》的世界中宝玉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无路可走、“抱情而遁”,宝玉短暂的一生只能在理想的大观园中才得以绽放。曹雪芹在《紅楼梦》中对他所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进行了探索,凝结成为贾宝玉这一形象,虽然曹公并没有给宝玉的生命道路安排一个终极的答案,但却给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留下了一个觉醒了的、至真至美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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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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